对失败的容忍是激励创新的必要条件

2025年4月27日星期日 · simons · 本文共 3456 个字，预计需要阅读 7 分钟

创新激励失败容忍经济增长风险投资企业创新个人破产制度案例分析政策建议

创新与经济增长

创新非常重要。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首先建立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决定产出的主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并且两种生产要素之间是可以替代的，而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

1957年，索洛又在自己关于经济增长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技术的概念，他认为单位产量的变化、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以及科技进步等因素都属于“技术变化”因素。

遗憾的是，在他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却只是通过时间因素 t 来反映技术变化，并没有具体分析各因素是如何对技术产生影响的。

根据索洛的模型分析，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将最终使得经济增长停滞。

那么如何克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而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就成为继索洛之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这个难题找到了答案。

他们认为，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以及它们在质量上的变化，所以无法衡量资本的溢出效应。

实际上，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带来同等的产出，因为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质量并不相同。

产出的增长率应等于生产要素数量增长率与生产要素质量增长率之和。

他们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因素实际上是内生决定的，所以新兴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哈佛商学院的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到，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来实现差异化战略，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他还指出，竞争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必须持续创新，才能维持其竞争地位。

根据《世界经济报》2019 年第 10 期，1990 至 2017 年，科技进步对全国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 48.97%，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国家发改委有类似的结论，2012 年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2.2%，到 2021 年已超过 60%。

美国同样如此，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7.3%，到20世纪末，这一比例提高到57.4%。

据统计，一个国家平均85%的经济增长源自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同时，激励技术创新却又非常困难。

创新的激励之困

我们日常中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常规工作，相当于我们对已知的方法、已知的模式不断、反复地进行运用。

比如我们平时使用扫帚扫地，扫帚扫地是共识，我们并不会质疑这件事的有效性。

另一类是创新活动，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过程。

比如戴森发明的吸尘器。

创新活动需要探索出新的方法、新的模式、新的手段、新的视角等新的东西。

创新活动与常规工作的根本差异在于其非线性特征。

常规工作（如教学、制造业流水线）可通过标准化流程与绩效合约激励效率提升，而创新（如科研探索、商业模式重构）则需经历漫长试错与高频失败。

以高校科研为例，青年学者在“非升即走”制度下面临的考核压力，本质是将创新成果压缩为短期 KPI 的悖论。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教授马特·迈特（Matt Might）将学术研究比喻为“在人类知识边界的狭窄领域推进一步”，这一过程往往需要数十次实验失败才能换取一次突破。

传统绩效激励的失效在商业领域同样显著。

根据 YC 创始人 Paul Graham 的研究，95% 的创业公司会在前 3 年内失败，主要原因包括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融资困难等。

从全球数据看，A 轮到 C 轮融资的失败率高达 88%，而首轮融资后的存活率更低。

2023 年 Carta 数据显示，近 20% 的初创公司被迫以低于前轮估值融资，第三季度倒闭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全年 543 家初创企业关闭。

风险投资机构依赖极少数成功项目（如回报超过5倍的案例占比仅12%）弥补多数失败项目的损失。

这种模式下，风投会优先淘汰增长不及预期的企业，导致“风投孤儿”（失去后续融资支持的公司）数量激增。

在风险投资中只有不到 20% 的初创企业能在首轮融资后存活，而成功项目往往建立在大量失败尝试的废墟上。

将失败视为创新必经之路的文化，比单纯奖励成功更能激发探索勇气。

然而，现实中“成王败寇”的功利主义倾向，导致社会对失败者的污名化，形成抑制创新的无形枷锁。

因此我们用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方法去激励企业创新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我们在激励创新的时候，就不能用激励传统重复性工作的方法，比如说绩效评估的方法。

再举一个例子，类似于“新东方”或“学而思”的培训机构，如果想激励一个老师更好地教学，其实很简单，只需在合约规定根据课程评估结果来付课时费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激励老师花更多的时间备课，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但对科研人员我们却没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我们知道以绩效为基准的合约是没有办法激励创新的。

如何激励创新

“善败者不亡”。

美国硅谷被全球创业者看成是“把最疯狂的梦想变成现实”的地方，许多硅谷人在总结他们的创业经验时，提的最多的是“必修课”–失败，为了彰显失败与创新的重要关联，硅谷还召开“失败大会”。

微软的哲学是“最大限度地允许失败”，微软现在的财富是由少数成功的项目带来，其中失败的尝试不计其数。

2011年，当时还在美国 MIT 任教的一位教授 Gustavo Manso 在发表于 Journal of Finance 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Tolerance for failure is necessary for motivating innovation”（对失败的容忍是激励创新的必要条件）。

他基本的观点是对失败的容忍非常重要，如果要想创新，必须要容忍失败。

他的核心理论是：创新契约应该制定为 “在短期内对失败容忍，允许试错和失败；同时对长期的成功给予回报。这样的契约组合是最能够激励企业创新的。”

这篇论文对整个金融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它第一次让我们理解究竟什么能够激励企业创新。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绩效为主的评估方法是不能激励企业创新的；如果想激励创新，就要用“短期对失败的容忍，加上长期对成功的回报”，这样的组合是激励企业创新的最佳组合。

作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的学术研究瞄准金融与企业创新这一交叉领域，即研究如何通过金融手段和方法来激励企业的科技创新，为企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