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反思 ——以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为核心

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反思

——以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为核心

摘要:《现代性与大屠杀》是鲍曼反思现代性的代表作。本文以《现代性与大屠杀》作为核心文本，梳理鲍曼对于大屠杀的现代性解释以及对于现代性弊端的反思。首先，鲍曼反驳了已有的两种主流的对大屠杀的解释，提出大屠杀的现代性解释。其次，鲍曼通过观念与现实操作两个层面分析大屠杀的现代性因素。最后，鲍曼通过大屠杀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提出一种新的道德社会学。

关键词：鲍曼；现代性；大屠杀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数百万犹太人进行了近乎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这场几乎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也被后世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野蛮倒退”，是对现代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反动。而到了1989年，随着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一书的出版，人们开始意识到，大屠杀与现代社会之间似乎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反动关系。鲍曼认为，大屠杀并非是一次偶然的悲剧性事件，而是现代性当中潜在的一种可能性。大屠杀的过程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要素，是现代性的一次“在场”表现。用鲍曼的话说：“我打算将大屠杀看作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同样，本书亦是鲍曼反思现代性的一个分析案例，是鲍曼“现代性三部曲”的一部分（其他两部分别是《立法者与阐释者》和《现代性与矛盾性》）。本文主要以《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基本框架为基础，梳理鲍曼有关现代性与大屠杀关系的观点以及对大屠杀当中个体责任的道德反思，进而提出一种“后现代性”的出路。此外，本文还将借鉴阿伦特等人的观点，为本书提供更多的思想底色。

总体来看，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导入与概念分析，主要是批判两种对于大屠杀的主流解释，分析现代性的概念内涵，并为大屠杀与现代性的结合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现代性”视角下对大屠杀过程的分析，主要包括观念层面与实际操作层面两部分；第三部分是对大屠杀的道德反思，以及为摆脱现代性困境提供出路。

一、导言： 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偶遇”

（一）对于大屠杀的两种解释

在大屠杀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西方学界对于大屠杀已然形成了众多成系统的论述与解释。鲍曼认为，在针对大屠杀的相关研究当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

第一种解释是将关注的重心集中于大屠杀的“德国性”与“反犹主义”特征。也就是说，大屠杀的发生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德国二战时的社会状况以及欧洲长久存在的反犹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大屠杀被看作是反犹主义的顶点，在二战德国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反犹主义得到了极大地发展，最终造成了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在这种观点之下，大屠杀变成了一种绝对独特的现象，它是发生于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特殊事件，它绝不会重复。很显然，这是一种历史学式的，或历史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将大屠杀的原因归结到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境。但在作为社会学家的鲍曼看来，这种观点忽略了大屠杀当中蕴含着的某些普遍性的要素，它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的色彩，对我们反思自己的处境没有参照意义。同时，这种解释将大屠杀的一切归结于德国与反犹主义本身，使得其他大多数人获得了一种“无关感”，即大屠杀作为一种特殊现象与我们社会正常的文明进程是无关的。鲍曼的这种观点无形当中也体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方法论差异。

第二种解释是将大屠杀看作是一种作为历史“常态”的极端现象。通过将大屠杀与历史上发生过的其他的极端的“屠杀”事件进行类比，研究者力图发现这些极端现象当中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非理性的、前社会的冲动。而我们的社会规范正是用来压抑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天性的。因此，大屠杀的发生就被解释为一种社会失范的结果，即社会机制失效导致人类的道德沦丧。而在鲍曼看来，这种解释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那就是一种“病因学神话”（etiological myth）。这种神话的内涵在于，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所信奉的一种进步主义观念，即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非理性因素不断减少乃至消除，最终达到一种普遍理性的乌托邦社会。在这种预设的观念之下，大屠杀自然就被看做是文明程度不够的结果，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只是速度还不够快，无法完全消除人们身上的野蛮残余。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文明化成就，只要文明化程度够高，大屠杀完全可以避免。

鲍曼认为，以上两种解释都使我们免于思考现代性的问题，免除了大部分人思考自身所处社会的责任。这在鲍曼看来是不可取的，因为他认为大屠杀当中具备了现代性的几乎所有要素，大屠杀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性，是一种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潜在后果。

（二）现代性的概念

在上一节当中，我们梳理了两种对于大屠杀的主流解释，进而提出鲍曼有关大屠杀的现代性解释。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厘清一下“现代性”（Modernity）一词的具体内涵。

“现代性”与“现代”密切相关，根据词源考察，“现代”（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4世纪，一名叫做卡斯奥多尔的拉丁作家最先使用了这个词，它旨在将刚刚确定下来的基督教的“当下”与古罗马异教的“过去”相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意味着过去与当下的一种断裂。同时，在当时的基督徒看来，过去一直被掩盖在黑暗之中，而当下则由于耶稣的降临而被赋予了意义。也就是说，“现代”一词隐含着一种进步的，新旧交替的意味。到了19世纪，波德莱尔第一个使用了现代性（Mdernite）一词，其内涵在于：“现代性就是短暂性、飞逝性、偶然性；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则是永恒性和不变性。对于每一个过去的画家都存在过一种形式的现代性。”可以看到，波德莱尔所强调的更多是一种“变化”，是事物当下性质的转瞬即逝。而在此之外，现代性还获得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内涵，那就是特定时期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即强调某一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而如今，它主要指的就是与中世纪相比，17世纪以来人和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社会学家吉登斯就曾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十七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吉登斯还将认为现代性存在着四个制度性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和对暴力机构的控制。每两个维度都能够通过各种现代机制相连接。而鲍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现代性一词的。

鲍曼认为，现代性本质是一种理性设计，通过理性的设计，人类能够构造一个确定的、有序的社会。这种对于理性的信仰来源于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相信可以像设计自然一样设计社会。而在这样一种宗旨之下，现代性是可以使一切手段合理化的。“我认为集中于秩序，或一个有秩序的、可管理的社会，是其他现代事业——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个公分母。”“只要存在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而在《现代性与大屠杀》当中，鲍曼并未对现代性这一概念进行专门界定。对现代性特征的描述体现在对于大屠杀过程的分析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屠杀的分析过程也正是鲍曼对现代性的批判过程。

（三）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澄清现代性的概念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述鲍曼有关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关系的观点。

首先，大屠杀与现代性之间是存在关联性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看待。第一，我们需要在现代性视角下重新理解大屠杀，也就是说大屠杀是现代性的重要条件之一，正是由于现代性所创造的理性秩序，大屠杀才变得可以想象。现代的工业条件与官僚组织都在大屠杀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无疑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第二，大屠杀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性的本质也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鲍曼力图通过分析大屠杀的过程，对现代性的诸要素进行系统性的批判。“一旦我们意识到最终解决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那么大屠杀投射在我们对官僚制度之理性的理解上的光芒就是最熠熠动人的了。”

其次，大屠杀始终是现代性的潜在可能性。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合理性产物。而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认识到构成大屠杀的现代性要素——例如官僚组织系统、工业制度等——同时也是维持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条件，二者共享现代性的逻辑与目的。隐形与显性的两个方面协调地依附在现代性这一实体上，二者是同一的。

总之，在鲍曼看来，现代性与大屠杀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二、大屠杀何以成为可能

正如第一部分所述，大屠杀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现代性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在我看来，鲍曼主要是从观念与实际操作两个层面加以分析的。

（一）观念层面：犹太人的对象化

1.犹太人的历史处境

正如前文所言，鲍曼认为，单纯使用反犹主义是无法解释大屠杀的。鲍曼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德国的反犹主义并非是欧洲最强烈与最积极的；其二，反犹主义已经在欧洲存在了上千年，这无法解释大屠杀所具有的独特性。因此，鲍曼认为：反犹主义充其量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反犹主义是与某些现代性要素融合才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

反犹主义的观念在欧洲持续了两千多年，中间从未有过真正的断裂。这种观念的形成以及持续实际上与犹太人的社会处境有着极大的关系。鲍曼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了犹太人的历史境遇。

首先，“大流散”（diaspora）使得犹太人长久以来成为欧洲社会中的他者。犹太主义的内涵在于对犹太人的仇视。但这种仇视非常特殊，它并非是两个同等基础上地域性对抗全体之间的冲突，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敌视，是作为主人的群体与生活在它之中并保持了独立认同的较小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犹太人对于其他欧洲人来说，就变成了“内部的外人”（foreigners inside）。这就使得欧洲人试图划定与犹太人之间边界的尝试变得困难，加之犹太人的迁徙行为，犹太人的异质性进一步得到凸显。“实际上从他们迁徙历史的一开始，犹太人永久的和无可救药的无家可归就变成了他们特征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次，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犹太人的他者性。一神信仰、《圣经》以及救生的思想。基督教与犹太教围绕着教义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争执，但同时基督教又源自犹太教，与犹太教共享一些信仰的核心部分：如一神论、《圣经》等。而为了尽量消除犹太教的影响，基督教创始人则将本教的圣经分为《新约》与《旧约》，《旧约》即是犹太人的圣经，而《新约》则是基督教的创新。由此，基督教肯定犹太教的同时，又否定它，在接受它的同时，有取代它。对于这种纠结态度，鲍曼有着相当深刻的洞察。在他看来，犹太人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他我”（alter ego）。具体而言，基督教既不能将犹太人归入尚未改变信仰的异教徒，也不能归入堕落的异端。犹太人既是基督教信仰的先驱者，但同时又是有基督教信仰的怀疑者与批判者。

其三，犹太人在经济系统当中的“中间人”角色使其在社会阶层当中处于尴尬的位置。由于无法得到与主人群体相等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犹太人安于在经济活动当中得到回报。在欧洲社会，犹太人往往承担着收租者、放贷者和农产民监管者的角色。这些“中间人”角色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上层的贵族和领主看来，犹太人是低贱的奴仆；而对于下层的农民和市民来说，犹太人则是他们直接接触到的剥削者，是敌对的统治阶层的一部分。鲍曼用“三棱镜群体”（prismatic category）这个概念来指称这一现象，即“依据视线来自哪一边射向犹太人，他们——就像所有的三棱镜一样——毫不知情地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种是粗野的、未经驯化的、野蛮的下层阶级，另一种则是冷静而傲慢的社会上层。”

最后，犹太人的超民族性在一个民族主义兴起的年代表现得更加鲜明。作为一个分散于整个欧洲社会的群体，犹太人是一个处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在每个民族内部，犹太人都变成了敌人。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犹太人的处境则更加艰难。由于民族国家边界的逐渐清晰，犹太人在每个国家都被视为“陌生人”，他们在身处中间地带获利，也因身处中间地带收到敌视。

以上就是犹太人的前现代处境，鲍曼以“粘质”（viscosity）一词描述它：犹太人横跨在欧洲社会的不同屏障之上，他们粘附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之上，对于一个渴望秩序和确定的社会来说，他们是敌人。而这正是现代性最为显著的特征。

2.现代种族主义观念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犹太人的处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分为相关联的两部分。

首先，现代性带来了流动性的增加和差异的消失。随着公民权的普及，犹太人成为了同质的公民群体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发展伴随着对于理性的普遍崇拜，这使得犹太人意识到自己与基督教徒之间仅仅是信仰的不同，而非存在某种本质上的人性差异。这使得大量犹太人改信基督教。由此，过去通过社会隔离、特定的仪式等维持的地理和心理界限逐渐消失，犹太人进入了基督教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次，这种界限的消失带来了一种危机感，人们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新的标准重新赋予犹太人以特殊性。种族主义便迎合了这种需要。种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比宗教和文化更具有本质性，是任何教育手段都无法改变的本质性特征。在种族主义的视角下，“犹太性”是永远无法改变的，犹太人将会永远保持其在种族上的异质性。

这种种族主义是现代性逻辑的合理延伸。这种延伸有两个方面。

首先，现代性意味着一种科学理性的膨胀。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成为唯一正确的“信仰”。正像启蒙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那样，原则上我们可以对一切事物进行客观化的研究，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可以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当中，并且可以得到真实可靠的知识，而人类的价值倾向（真善美）也必须得到科学的检验。因此，种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将一系列生物学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结果，人类的一切品质都是自然决定的，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揭示这些品质，并以此区分人种的优劣。

其次，种族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性“园艺文化”的一种表现。正如前文所言，建立某种秩序是现代性的根本追求。鲍曼将现代性的发展比作是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的转变。前现代的荒野文化中的人们过着代际重复的生活，不需要有意识的计划和管理。而在现代的园艺文化看来，社会是一个需要管理、改进和监督的“花园”，它认为自己可以对理想生活与人类的生存环境做出完美的设计。这种设计本质上是一种人工秩序，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对社会进行的重新改造。在这个标准之下，现代性区分了社会当中的原料和工具、有用的、有害的和无用的。作为“园丁”的国家治理系统必须通过清除“杂草”（社会当中有害的、异质性的元素）来保护“人工植株”的生长，以此来确定一种理性的、符合现代性要求的人类社会秩序。而作为“粘质”的犹太人便是要被清除的“杂草”。在这个意义上，清除并不是一种破坏，而是一种创造，是实现现代性秩序的必经之路因此，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被视作是一次卫生行动，是对粘附现代社会的“杂草”的集体性清理。这也意味着，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几乎是不带任何情绪的，这种屠杀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纯洁的社会而进行的一次清洁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作为一种现代性当中的异质性元素被孤立出来了，他们是实现现代性的理性秩序必须要清除的对象。

（二）实际操作层面

现代的种族主义构成了大屠杀的观念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仅仅是种族主义还无法造成大屠杀。这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仅仅受种族主义引导的公众还远无法接受大屠杀这样的后果；其次，以一种种族主义情绪进行的屠杀行动远不能达到大屠杀的规模，“无论有多少个水晶之夜出现，都无法去构想、实施一个大屠杀规模的集体屠杀。”因此，要实现大屠杀还需要依赖一整套现代社会的运行系统。

1.现代性的“机器”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社会机器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现代手段。总的来看，鲍曼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阐释。

首先，现代性的到来使得“社会”领域被压缩。在鲍曼看来，现代社会的“非暴力”特征其实是一个幻觉。启蒙运动以来，一种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占据了西方社会的主流，人们普遍相信历史是理性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文明化程度不断提高，人类的野蛮属性得到压抑，人体得到最充分的尊重，甚至神圣化。主要表现有：避免侵入私人性的空间；避免人体接触、遵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及捍卫私人空间的主权。由此暴力被完全取缔了。但在鲍曼看来，在文明化进行当中，实际发生了并非对于暴力的取缔，而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以及对于接近暴力的机会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说，暴力确实被驱逐出私人空间的事业当中，但它同时也集中到了公共权力当中，例如常备军队和警察部队。这种集中带来的技术的大幅度进步，使得暴力活动所造成的危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对于个人来说，文明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个体自卫能力的下降，现代社会成员普遍通过某种社会契约放弃了身体暴力的使用权，而在面对纳粹这种公共监管者时，他们自然无法阻止暴力手段的公开使用，从而只能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国家权威的膨胀，极大地压缩了公共空间的活动范围，致使极权国家能够运用现代性的工具达成自己对秩序的追求。此外，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大屠杀的帮凶。首先，随着科学权威的逐步建立，原来的宗教和道德等价值规范进一步被消解。科学将历史看作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过程，而宗教和道德却很难将自己对人类行为的价值要求理性化。于是人类的内在价值逐渐被科学的工具理性所取代，传统的价值规范难以对科学主导下的大屠杀进行约束。其次，科学本身也是大屠杀的实施者。科学虽然主张自身是追求真理，但科学研究却必要依赖现实的物质基础，而纳粹政府则为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更何况，科学的价值中立更使得他们对于大屠杀造成的危机视而不见。

其次，大屠杀的产生依赖于现代性的官僚体系。鲍曼认为，现代官僚系统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将手段和目的的道德评价形成脱节。具体来说是，这种脱节由两个过程组成。第一，现代的劳动分工使得集体行动的最终结果与大多数参与集体行动过程的个体产生了距离。第二以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现代的官僚系统的内部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劳动分工，一个命令的下达、传递与完成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权力链条，这就意味着官僚系统的公务员往往很难看得见结果，他们只对命令所造成的后果有抽象、孤立的认识，公务员往往将后果量化为统计学意义上的图表劳动分工同时也意味集体的任务与个体的任务缺乏相似性，也就是说一个集体任务被分割成很多不同的小任务，个体的小任务是缺乏意义的，它并不导向必然的后果。例如一个德国的火车管理员，他运送的既可能是武器，也可能就是犹太人，但这一切的后果都很难与他从事的工作有什么联系。随着各环节之间的距离拉大，每个行动都失去了道德责任，而仅仅具有技术责任，即完成手头的事情。所谓的道德也就变成了要有效率、有质量地完成工作。鲍曼的分析是对于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社会学阐释。阿伦特曾区分过两种恶，一种极权统治者的“极端之恶”，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或译恶的平庸性），后者是平常人的恶，它更不易察觉。1961年，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撰稿人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在阿伦特看来，这位负责犹太人最终审判的刽子手，既不阴险，也是凶狠，恰恰相反，他甚至表现得彬彬有礼，并声称自己一生“都按照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缺乏判断能力，无法独立思考，完全将自己的思想与体制同化，这种“无思考”（thoughtless）的状态导致了他对自己恶行的道德冷漠。尽管鲍曼不完全同意阿伦特的分析，但他无疑为平庸之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现代官僚制的理论背景。

其三，在第二点的基础上，官僚系统进一步将行为对象（犹太人）非人化。当官僚系统与其所针对的对象拉开了距离，并将对象简化为一系列量化指标时，非人化就已经开始了。在纳粹官员眼中，犹太人与其他货物并没有什么差别。由此，作为屠杀对象的犹太人就失去了作为道德同情对象的资格。而对于犹太人的镇压更多是战胜某种完成目标的阻碍，而非杀死某些特定的敌人。公务员可以在完成屠杀任务的同时依然保持道德上的宁静。

总之，鲍曼认为现代性对于大屠杀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秩序设计赋予了大屠杀合法性，官僚系统赋予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给了它畅通无阻的信号。从这一点来看，达成现代性的条件虽然特别，但并不罕见，只要社会的民主和多元性遭到破坏，现代性的机械化与理性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大屠杀等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

2.受害者的理性

除了现代性的社会系统之外，大屠杀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的合作现象。正如阿伦特所观察的，犹太合作者的存在提高了犹太人的遇害者数量。而在鲍曼看来，犹太合作者的存在恰恰在于个人理性，这种理性的目标便是：继续活下去。犹太人的理性被纳粹的官僚系统所利用，进而导向了自我毁灭。犹太人自身就是即将消灭他们的社会场景当中的一部分，他们自身的行动就是大屠杀的一部分。

为了实现针对犹太人的高效率屠杀，纳粹官僚系统开始利用犹太人，使其自我毁灭。为了这一目标，官僚系统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铺垫。首先。纳粹开始有计划封锁受害者。这种封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身体方面，让犹太人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在心理上，用公开的歧视政策凸显犹太人的特殊性。具体来说，首先是成立建立专门的犹太人区，将其他德国人隔离；其次是宣扬反犹主义，指控犹太人为现代文明的寄生虫和天生带有传染病，以煽动人们的反犹情绪。其三，在法律上精确定义犹太人，给犹太人打上标记。以上种种措施都是为了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区别开，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当中彻底孤立出来，同时也使得其他人意识到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会危机其他人。在此基础上，纳粹成立专门的犹太人机构，使得犹太人在失去一切邻里的情况，只能听从官僚系统的管理。其二，保持信息的不透明。对“最终解决”的秘密的保护是纳粹计划的关键一环，犹太人被送往毒气室被称为迁居，集中营被称为“东部”，这些秘密都被保留到最后一刻。犹太人并不知道纳粹的目标是种族灭绝，他们始终保持着活下去的希望。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纳粹利用犹太人理性的做法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在屠杀的每个阶段，纳粹都给予犹太人以选择的权利。犹太人可以通过争取某些特权或身份，来寻求延期或赦免。这一做法的狡猾之处在于，人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这种规则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将人们对于屠杀的普遍规则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对某些特权的注意力之上。人们急切地寻找着求生的计划，而完全忘记了规则本身的不合理。

第二，纳粹将犹太人当中的社会精英任命为犹太人区的领导，也就是犹太委员会。对于犹太人来说，社会到处都是威胁和敌意，因此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这无疑给纳粹官僚机构有效管理提供了条件。犹太委员会还领导犹太人为军队做工，“以工作换取解救”，他们试图通过证明犹太人的有用性，来改变纳粹屠杀的决定。最后，委员会不得不挑选部分犹太人走进集中营，以换取多数人的生命。但最终这些理性的决定都导向非理性的最终解决。

第三，纳粹充分利用犹太人自我保全的理性，通过减少食物供给和高频率的屠杀，纳粹在犹太人区内制造了一种严酷的社会环境，自我保全的观念占据了犹太人理性的最高处，“要么自己死，要么别人死”。自我保全的理性导致了群体性的道德冷漠，犹太人越来越难以顾及到同胞的死活。而为了生存下来，他们也宁愿成为纳粹的帮凶。

总之，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每一步行动几乎都是在理性的考量之下，但在这一个非理性的环境当中，一切理性最终导向的只有非理性的结局。现代官僚充分利用了受害者的理性，使得犹太人自己成为了毁灭自己的工具。

三、大屠杀的现代性反思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大屠杀当中深刻的现代性色彩，以及理性所主导现代性如何导致了大屠杀这样一种非理性的结局。因此，鲍曼认为，我们应当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以寻求一条消除“大屠杀”之类极端事件的出路，即重建一种道德社会学。

（一）服从权威与多元主义

借用米格拉姆的权力服从实验，鲍曼进一步阐释了个体面对权威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实验前，受试者被告知参加的是研究惩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的试验。实验时，两人为一组，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谁是教师，谁是学生。实际情况则是，教师确实是广告招聘来的，但是，学生是实验人员事先安排好的人。教师和学生分别位于两个房间，中间用一堵墙隔开，教师和学生相互间看不到，只能通过话筒联系。学生的胳膊上绑有电极，而开关掌握在教师手里。如果学生回答错误，那么教师就会按下电极开关，学生就会遭到电击。教师对学生的短时间内记忆的成果进行评价，如果学生回答错误，教师将对学生进行电击处罚，答错的问题越多，电压也会以45伏增加。电压从75伏特可以增加到450伏特，直至450伏特的电压惩罚持续三次之后停止实验。实验中，如果有教师选择停止，实验者会按照以下语句的顺序回答他，并告知被试者他不会因此承担责任。1.请继续；2.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3.请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3.你必须继续。在这样的迫使和要求下，观察被试者的选择和行为。最终，有26名（65%）的教师服从了实验人员的命令，也即有26名学生被“电晕”，他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其余的14人（35%）做出了种种反抗，没有把命令执行到底，但是也执行了一定的命令。米格拉姆通过实验证明，大屠杀并非是因为有些人天生就倾向于成为纳粹分子，而是因为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导致了道德自抑。

而在鲍曼看来，米格拉姆的心理学实验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的道德责任提供启示。

首先，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人性逐渐淡化。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中，设计不同的场景进行相同的测试，发现当教师角色对学生的惩罚之中，当教师和学生之间有墙相隔、当用控制柄代替直接的伤害时，实验中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教师数量就大幅上升。从心理学上说，加害者免于看到自己的加害结果，这足以抚平他的道德感。而从社会学上说，权威的官僚系统总可以通过划分界限，将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之间截然分开，进而将行动对象变为完全的客体。

其次，序列化的行动导致了行动者的情境责任，人会因为自己过去的行动影响到自己之后的行动，即行动者会成为自己过去行动的奴隶。当团体之间通过相互的认可而非行为的正确性来作为行动的指导时，在实验中被试者接受实验员对他们行为不负责的解释时，能够更加轻松的进行下去，这也是他们作为团体之间的相互认可，在这个情境中，他们的团结合法化了被试者的个人行动。

其三，技术道德取代了行动本身的道德。在米格拉姆的实验当中，被试者之所以选择继续，或许是出于科学研究的需要、蕴含的研究价值，这是个高高在上、让人无法拒绝的、基于道德的权威。而在社会关系中，下属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将自己的道德关怀从行动对象的命运被强制转移到对上司下达任务完成的能力和结果之上。

其四，行动者倾向于将责任转移到下达命令的上级身上。当实验员要求被试者做残酷的惩罚，被试者选择继续的原因仅仅是他们被要求这样做，无形之中，这个权威就会被他们接受并看成是最终承担他们行动的责任人，发生了责任的转移。责任转移的发生造就自由漂流的责任，这些自由漂流的责任正是不道德或者违法行为发生所必须的条件。

而在面对这样现代性权威的道德困境，鲍曼认为也并非没有任何出路。他给出了一条根本性的建议就是：多元主义。鲍曼认为，权力的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良药。这种多元主义通向一种后现代的伦理学。在鲍曼看来，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与多元性直接动摇了现代性的统一性、普遍性神话。在后现代社会，各种不同的伦理规范相互抵消，社会无法再提供一个统一的伦理规范。道德重新从规范当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一件私人事物，道德选择的后果要由行为自己来承担，责任不再是流动的，而变成了明确的和固定的。

（二）重建一种道德社会学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的非道德现象给传统的道德社会学提出了挑战，传统观点认为：道德行为孕育于社会运作，并受到社会制度之运作的维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人性化的、道德化的机制；因此，在较小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一件不道德行为都仅仅被解释为‘正常的’社会构架功能失常的结果。但对于大屠杀这样社会性的非道德现象，传统观点很显然失去了解释力。

鲍曼认为，社会化的进程在于操纵道德能力，而不在于生产道德能力。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完全可以使一种非道德的行为合理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道德从何而来。鲍曼以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出发，为道德提供了一个前社会起源。在列维纳斯看来，“与他人相处这种人类存在最基本和不可撼动的特征首先意味着责任···我的责任是他人对我而言的一种，也是唯一的存在方式。”列维纳斯将一种对他者的责任赋予主体，认为主体的观念正是在对他者的伦理责任当中建立起来的。而需要注意的是，列维纳斯的“他者”是完全“非同一性”的，他者完全与“我”相异，是不同于我的另一个。他者是非经验的，是不可知的，是无限的。总之，他者是不可被“我”所同一的。这与传统的那种同化与征服一切的主体观完全不同。这也是列维纳斯在目睹二战的人类灾难后所做出的哲学反思。

借由列维纳斯，鲍曼将道德与对他者的责任联系起来。道德本质上就是主体对他者的责任，是一种基础的主体间性，它在前社会阶段就已经出现，因此道德并非社会的产物，但道德会受到社会的操控。社会化的进程在于操纵道德能力，而不在于生产道德能力。而现代社会则能够通过官僚系统的劳动分工，社会距离的生产、对象的非人化等手段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而对于鲍曼而言，真正的道德应该是自我的自治，而非规则和群体的他治，这种主体道德正是鲍曼认为走出现代性的出路。为此，鲍曼区分了“向···负责”（responsibility to）和“为···负责”（responsibility for），前者是对规则、规则的制定者和守护者负责，后者指的是对作为个体的他者负责。而真正的道德应当是“为···负责”。作为主体的人应当永远保持对他者的责任意识，他者是我存在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一个行动对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自保”导致的道德冷漠和自我毁灭。

四、结语

作为“现代性三部曲”的一部分，《现代性与大屠杀》是鲍曼对现代性的系统性批判的一部分。通过分析大屠杀当中的现代性因素，鲍曼试图证明，大屠杀绝非对现代性和文明社会的反动，恰恰相反，大屠杀正是现代性的合理产物，造成大屠杀的各种因素恰恰是组成现代性的基本要素。现代性的理性因素经过官僚系统的运作最终造成了大屠杀这种非理性的结果。而通过对大屠杀的分析，鲍曼想要达成对现代性弊端的普遍性分析，并最终指向一种后现代性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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